深圳之后，中国再无“深圳”

偶然看到“在深圳我是爷，在海口处处遇到爷”这样的标题，说的是一位女企业家在海口的投资感受。该女企业家以自身经历，分享海口与深圳之“权利的傲慢”和“五星级服务的体验”的不同体会——我对此不以为然，既然在深圳可以感受到“五星级服务的体验”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到海口面对“权利的傲慢”？这说明海口或海南，毕竟还是有深圳不及之处。

这使我想起一九八零年代的深圳，那时深圳的权力部门基本由广东人、工程兵以及中央从相关部门调遣的人组成，连接吴南生、梁湘到李灏之后，前两位是广东省本地干部调任，后一位从中央南下，但三位都是广东人。事实上，深圳之所以成为现在，这三位至关重要，前一位可以当作是一个引子，真正发挥作用是后两位：梁湘时代，贯穿了深圳作为中国思想运动重镇的历史；李灏时代，最大的成就则是任期的最后促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落成，由此深圳开启中国资本市场的裸奔与疯狂。

如同老人希望先富帮后富那样，所谓特区政策，同样也具有将深圳作为全国的样板，进而复制普及的意思。事后包括海南、浦东等，多少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事实的发展究竟如何各有结论。其中，如今的海南种种带帽试验田，起源仍与深圳有关：海南由自治区到成为海南省的第一任省长，即是当初深圳市长市委书记的梁湘。

从某种意义上，无论是究竟深圳之所以深圳、海南之所以海南，研究梁湘就已足够：深圳之所以深圳，与梁湘招徕或迎接全国知识界文化界聚集深圳，从文化教育如筹办深圳大学到各种媒体倡全国思想先锋，深圳大有成为中国的美利坚之势。

在梁湘时期，深圳是中国思想最活跃、空气最自由也是经济领域敢闯敢干的阶段，走马灯似到深圳的几乎涵盖或囊括了中国最具有前卫、最具有活力的思想界力量，这一潮流到梁湘离开深圳后不久，陆陆续续离开如今散落世界各地——自此，深圳已经成为另一个“深圳”。

海南之所以海南，同样与梁湘关系甚大，至少作为海南设省之第一任省长，就足以成为海南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。如同在深圳那样，梁湘的海南，向全国敞开兼容并蓄的怀抱，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大展拳脚-----。至于今天的海南，当年梁湘推动的熊谷组与洋浦开发区实验，如果得以延续到现在，甚至海南就不需要再规划和设计什么了。

当年洋浦那埋一地雷都炸不出一个坑、鸟不拉屎之地，国家给不了多少钱所以借熊谷组之手，从海南最差的区域开始，不仅仅是创举也是对海南发展的功德之举。

贯穿梁湘之从深圳到海南，有太多太多所谓的敏感事物不便触及，但有一点可以时后“预想”：假如延续了梁湘时代的深圳、梁湘时代的海南，今天的深圳和现在的海南，将会是什么场景？！

我最后一次到海南，是为了注册一个“人才银行”或“人才交易所”的公司。其实在之前已有三四年时间，不计其数往返深圳、北京、海南，从1991年的几页“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展览会”的草案到1992年在广州开展，目的是为人才交易所筹措资金或先期实验，到注册“英才创业”时，其实当时的海南已显颓势-----，之后是什么样，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海南，更不是梁湘的“海南”了。

前一段时间，和朋友偶然聊起在欧洲根本见不到有钱人或者成功人士，无论是交通工具还是住宅以及奢华场所，很难一下子分辨出谁是有钱人谁是穷人，因为有钱人或物质财富彰显者，一般被视为缺乏教养的低俗行为。假如那时深圳、海南或中国如常发展，会成为现在炫富斗富的日常吗？哎，当一个群族缺失精神财富的给养时，也就只能视物质财富为灵魂依托了，不炫富，还有什么可炫？！

当初的深圳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拓荒牛，拓荒牛拱到海南拱不动了。现在的海南，有拓荒牛么？无论是深圳，还是当时的海南，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产物——假如没有这一前提，什么都无从谈起。

并不是有钱就有了一切，譬如雄安不是深圳。海南可以成为深圳，但已经不可能是深圳了。现在，深圳也不再是深圳了。

当精神财富越贫穷时，追逐物质财富的欲望或越强。人们对财富的追逐，出于灵魂和生命意义的价值需要，但什么样的财富，决定什么样的生命价值和生存品质。

相对于获取物质财富而言，获得精神财富的难度要大的多。获取物质财富，打劫就可以，但精神财富，则是想打劫都劫不到的：财富因难以获得而彰显价值，假如有一种财富，只要不择手段就可以获得，那还是财富么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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